絡通古今 向新而行——訪絡學大醫吳以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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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石家莊4月2日電（邐琛）三月的石家莊，春意漸起。第二十二屆國際絡病學大會如期召開，劉德培、張伯禮、張運、吳以嶺、叢斌等十余位兩院院士、國內外權威專家學者、業界精英匯聚一堂，圍繞心腦血管病、糖尿病、腫瘤等重大疾病的防治展開深入交流。

從最初以中醫理論為主的學術討論，到如今多學科交叉、海內外聯動的國際會議，這一持續舉辦二十余年的大會，見證著一門學科從“相對空白”走向體系化、再走向國際化的全過程。

而這條路徑的背后，離不開一個名字——吳以嶺。

“絡病研究，是兩千多年中醫藥發展史留給當代的重大歷史課題。”在接受采訪時，吳以嶺反復提到這句話。

在中醫理論體系中，以“氣—陰陽—五行”為哲學基礎，以臟腑、經脈（絡）、氣血為核心框架，早在兩千多年前便已建立起相對完整的理論與臨床體系。然而，與經脈理論相比，絡脈及絡病研究長期處于“重經輕絡”的狀態。歷代醫家雖多有論述，但始終未能形成系統理論體系。

“《黃帝內經》奠定了基礎，《傷寒雜病論》提供了方藥，清代醫家豐富了應用，但總體來看，絡病始終缺少系統化研究，這是一個歷史遺憾。”吳以嶺說。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場跨越近半個世紀的探索，從一名年輕醫生的臨床實踐中悄然開啟。

從6000張卡片到通絡藥物：一個學科的起點

1979年，大學僅上一年的吳以嶺被錄取為南京中醫藥大學首屆碩士研究生。他在研究《金匱要略》活血化瘀方藥課題時，接觸到絡脈、絡病。

看似傳統的研究，卻在深入過程中不斷出現“例外”。

“很多藥物療效很好，尤其是蟲類中藥材，但又不完全屬于活血化瘀范疇。”他回憶說，這種“對不上號”的現象，引發了他的持續關注。

為此，他開始系統查閱歷代文獻。從《黃帝內經》到歷代醫案，從經典方劑到臨床經驗，逐一摘錄、分類整理。三年時間里，他積累了6000多張絡病相關文獻卡片。

“那時候就是一點點查，一點點抄，沒有別的辦法。”他說。

這些卡片，并非簡單資料匯編，而是在不斷比對、歸納中逐漸呈現出一個清晰方向——“通絡”。

1982年研究生畢業后，他回到河北省中醫院心內科工作。因為他始終覺得，搞中醫絕對不能脫離臨床，脫離臨床很難取得中醫藥的重大突破進展。

 1982年7月，吳以嶺研究生畢業。

“古人講通絡對絡病有價值，但對現代疾病有沒有用，必須用臨床來驗證。”他要在臨床實踐中檢驗自己三年來學習的絡病治療用藥經驗對當下心腦血管疾病的療效。

1982年，他開出了治療冠心病心絞痛的通絡處方——五龍丹（通心絡）。在臨床見到顯著療效后，他開始用實驗研究、臨床研究進行科學驗證。

 然而這每一步都需要投入大量資源。在當時科研條件有限的情況下，他前后借款6.5萬元用于研究，而彼時他的月工資僅60.5元。

“相當于借了90年的工資。”他說這句話時語氣平靜，但這段經歷也成為他堅持以臨床問題為導向開展研究的一個縮影。

實驗結果與臨床療效相互印證，讓他看到了通絡理論在現代醫學中的潛力。此后數年，他相繼開展參松養心治療心律失常，芪藶強心治療慢性心衰，八子補腎抗衰老，津力達顆粒治療2型糖尿病等方面的研究，逐漸形成一系列具有穩定療效的臨床處方。

從最初的個案治療經驗，到可重復驗證的治療路徑，一個問題開始變得愈發迫切——這些實踐成果，是否能夠上升為系統理論？

從“醫家不識絡病”到《絡學集成》：填補兩千年空白

如果說臨床實踐為絡病研究提供了現實基礎，那么理論構建則是一項更為艱巨的系統工程。

在中醫發展史上，絡病并非空白。《黃帝內經》中已有絡脈相關論述，東漢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創制多首通絡方劑，清代葉天士提出“久病入絡”“久痛入絡”，進一步豐富了絡病治法。

但問題在于，這些內容始終分散于不同典籍與醫案之中，缺乏統一框架。

“做一個處方解決一個病，相對容易；要構建一個理論體系，非常困難。”吳以嶺坦言。

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臨床經驗不斷積累，他逐漸將研究重點從“用藥有效”轉向“理論解釋”。2000年前后，他承擔國家相關課題，系統開展絡病理論研究。

經過三年集中攻關，2003年，《絡病學》正式出版，首次系統提出“絡病證治體系”。這一體系從發病特點、病機演變到辨證方法、治療原則，全面梳理了絡病的臨床規律，解決了長期以來“醫家不識絡病”的問題。

業內專家評價認為，這是“首次形成系統絡病理論”，為中醫絡病學學科建立奠定了基礎。

以此為起點，絡病學逐步從研究方向上升為獨立學科：建立重點學科、成立學會、編寫教材、進入高校課堂，一整套學科體系逐漸成形。

但在吳以嶺看來，這仍只是“第一步”。

“絡病理論不能停留在證治層面，還需要進一步深化。”他說。

隨后，他將研究拓展至兩個關鍵方向：一是圍繞脈絡－血管系統構建“脈絡學說”，二是圍繞氣絡－神經、內分泌、免疫系統提出“氣絡學說”。

其中，脈絡學說根據中醫脈絡與現代血管系統的相關性，提出“孫絡-微血管”概念，揭示微血管在多種疾病中的核心作用，成為新時代中醫藥標志性科技成果。

氣絡學說則從哲學之氣、醫學之氣、氣的功能實現形式——氣絡三個層面出發，系統闡釋氣的運行機制及其在神經、內分泌、免疫系統中的作用。

“如果氣絡學說做不出來，可能又要再拖幾百年。”他說。

2018年，《氣絡論》出版，標志著絡病三大理論框架最終完成。

至此，一個由“絡病證治—脈絡學說—氣絡學說”構成的完整理論體系正式建立。這一體系既承接《黃帝內經》以來的學術脈絡，又融入現代科學研究方法，被認為填補了兩千年來絡病理論未能系統化的空白。

而在這一體系基礎上進一步整合形成的《絡學集成》，則將古今絡病研究成果匯于一體，成為這一學科發展的階段性總結，被譽為絡病研究的第四個里程碑。

“中醫絡病理論體系構建與創新轉化，入選了《中國工程院與大國工程》，這是近50年持續研究的一個結果。”吳以嶺說。

從實驗室到國際頂刊：以臨床療效回答世界性難題

在吳以嶺看來，中醫藥理論的生命力，最終必須回到臨床。

“中醫藥的價值，不在于說得多高深，而在于能不能解決問題。”他說。

絡病理論的提出，并非停留在學術層面，而是始終圍繞一個核心目標展開——提高重大疾病的臨床療效。

以心腦血管疾病為例，這類疾病長期被認為是現代醫學重點攻關方向，但在微血管病變領域，全球范圍內一直缺乏有效治療手段。圍繞這一難題，吳以嶺團隊在國家重大科研項目支持下，系統開展基礎與臨床研究。

“中醫講‘孫絡’，古人認為它是最細小的絡脈。我們結合現代醫學，把它對應到微血管層面。”他說。

通過對3萬余條實驗數據的系統分析，團隊逐步揭示出微血管病變的關鍵機制：以微血管內皮細胞為核心，神經體液調節與血液成分共同參與，形成一個動態演變的復雜網絡病變系統。

這一認識，為多種慢性疾病提供了新的解釋路徑。

在此基礎上，通絡藥物的作用機制逐步被驗證。無論是改善微循環、保護血管內皮，還是促進組織功能恢復，均在實驗與臨床研究中得到證實。

更為關鍵的是，這些研究并未止步于國內評價體系，而是進入國際醫學視野。

圍繞急性心肌梗死、心律失常、慢性心力衰竭等重大疾病的多項隨機雙盲對照多中心臨床研究，相繼發表于國際頂級醫學期刊。相關成果不僅在國際學術會議上引發關注，也獲得多位權威專家的專門評述。

張伯禮院士在本屆國際絡病學大會評價，絡病理論及其應用研究是中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典型，并被納入了建國以來中醫藥重大理論傳承創新典藏。通過不斷實踐和驗證，絡病學正在走向一個新的高度。

在吳以嶺看來，這一過程不僅是學術突破，更是中醫藥走向國際的重要路徑——以療效為基礎，以循證為橋梁，逐步建立起溝通國內外醫學界的話語體系。

打通“斷點”：一體化路徑中的中醫藥發展邏輯

從理論構建到臨床驗證，再到國際發表，絡病研究呈現出一條相對完整的發展鏈條。但在吳以嶺看來，這條路徑之所以能夠成立，關鍵在于始終堅持中醫藥自身的學科規律。

“中醫藥本來就是一體的，理論與臨床相結合，醫學與藥學不可分。”他說。

在他看來，中醫藥的發展，從來不是單一環節的推進，而是“理論—臨床—方藥”相互支撐、共同演進的過程。張仲景既提出理論，又進行臨床實踐，同時創制方藥，正是這一規律的典型體現。

然而在現代學科體系中，這一內在邏輯卻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

“現在出現了‘三脫離’的現象——教學的不看病，看病的不懂藥，做藥的不懂醫。”他說。

這種割裂，使得理論難以落地，臨床經驗難以沉淀，藥物研發缺乏源頭創新，進而影響整體發展質量。

基于這一判斷，吳以嶺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探索一體化發展路徑。在石家莊高新技術開發區，他逐步建立起涵蓋研究院、醫院與新藥研發平臺的完整體系，將理論研究、臨床實踐與產業轉化有機結合。

“不是我創造了什么新模式，而是把中醫藥原有的規律，在現代條件下重新走通。”他說。

在這一體系中，臨床始終是核心。醫生在一線發現問題，總結經驗，形成處方；科研團隊對其進行機制研究與工藝優化；再通過規范化流程轉化為新藥，最終服務更多患者。

“一個醫生一輩子能看多少病人？幾十萬。但如果把經驗變成藥物，就可以突破時空限制用于更多患者。”他這樣解釋自己的初衷。

這一邏輯，也逐漸延伸為“理論—臨床—新藥—產業—教學”的協同發展模式，推動中醫藥在現代體系中實現系統化升級。

走向世界：從學術共同體到國際表達

隨著絡病理論體系的逐步完善，其影響力也開始超出學科內部，向更廣泛的國際醫學界延伸。

作為重要載體，國際絡病學大會持續舉辦22屆，成為這一過程的縮影。

“最早是學科建立之后，有了學會，自然要有學術交流。”吳以嶺回憶說。

近年來，會議逐步形成“國內+國際”雙輪驅動模式，春季在國內舉辦，秋季走向海外，吸引越來越多跨學科專家參與。

值得關注的是，參與絡病研究的，已不僅限于中醫領域。

來自心血管、內分泌、神經等領域的西醫專家，借助現代醫學技術與方法，對絡病理論進行驗證與拓展，形成了中西醫協同研究的新格局。

“他們用各自的專業方法研究絡病，這對學科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吳以嶺說。

在他看來，中醫藥走向國際，既需要堅持自身理論體系，也需要借助現代科學工具進行表達與驗證。這種“開放與融合”，正是當前學科發展的重要特征。

與此同時，絡病研究相關成果已在5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注冊與應用，為中醫藥參與全球健康治理提供了實踐基礎。

“國際化不是簡單‘走出去’，而是要讓別人聽得懂、用得上。”他說。

面向未來：在“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間尋找路徑

當絡病學完成從理論構建到臨床轉化、再到國際傳播的階段性跨越后，一個新的問題隨之而來：未來的方向在哪里？

吳以嶺給出的答案，是“臟腑絡病系統化研究”。

在既有研究基礎上，將絡脈系統與具體臟器功能結構進一步結合，揭示疾病發生發展的更深層規律，從而提升臨床療效。

“絡進入臟器之后，就成為該臟器功能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他說，“如果把氣絡、血絡與臟腑功能結合起來，會對很多疾病有更深入的認識。”

這一方向，已由其團隊及弟子持續推進，涵蓋呼吸系統、代謝性疾病等多個領域。

與此同時，他也反復強調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中醫藥研究，必須堅持中國式科學思維。”他說。

在他看來，中醫理論中的“氣、陰陽、五行”，屬于“形而上”的哲學層面，而現代實驗技術則屬于“形而下”的科學手段。二者并非對立，而應有機結合。

“既要用現代技術，也不能丟掉整體系統的思維方法。”他說。

他引用《易經》中的論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將科研過程概括為“變”與“通”：方法需要不斷調整，成果必須能夠推廣應用，最終造福社會。

“當研究成果能夠惠及老百姓，才能稱之為一項事業。”他說。

從臨床一線出發，到構建學科體系，再到推動中醫藥國際化，吳以嶺的探索仍在繼續。在他看來，當前的絡病研究或許還只是一個階段性成果，真正的深化與拓展，仍需要幾代人的持續努力。

而這條路徑，正是中醫藥在新的語境下，尋找自身位置與價值的重要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