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當前舊的國際秩序尚未瓦解，新秩序尚未形成。部分發達國家正推動國際秩序發生五個方面的變化：從“確保相互依賴”轉向“確保相互摧毀”，從“正和博弈”轉向“負和博弈”，從“小國求平等”轉向“大國求對等”，從“大國共識下尋求確定性”轉向“大國博弈制造不確定性”，從“生錢”的治理體系轉向“缺錢”的治理體系。面對以上變化，中國近年來提出了多項倡議，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穩定性。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作者：任琳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室主任、研究員
在研判國際秩序的走向之前，必須準確定義什么是“國際秩序”。國際秩序是一種具有確定性的和平與發展安排或格局。二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也包含了和平與發展兩個層面的內容：就和平與安全而言，在無政府狀態下妥善處理國家間關系、創造穩定環境，解決“霍布斯難題”；就經濟和發展而言，以國際規則為基礎，塑造可預期的世界市場環境，使國家獲得發展機遇，解決經濟發展難題。
雖然既成的國際秩序并不是完全以規則為基礎、平等尊重各方自由意志的，但二戰后這一秩序的形成與維持，的確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在安全領域內并不存在徹底的自由主義秩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大國共識與大國共管。
我們目前生活在一個新舊秩序并行的時代——舊秩序尚未完全瓦解，新秩序尚未完全形成，新舊秩序將長期共存。回顧1815年維也納會議、1919年巴黎和會和1945年聯合國成立三次重大的歷史節點，國際秩序的每一次轉型都無法擺脫戰爭的陰霾，“大亂后大治”似乎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歷史周期律。如何跳出這一周期律，實現國際秩序的和平轉型，成為國際社會不得不思索的重大戰略性議題。思考“世界將往何處去”這一重大議題，亟需對當今世界的“變量”進行梳理。
當下，部分發達國家正在推動國際秩序發生五個方面的變化，每個方面都折射出某種“世界之變”，我們需要高度警惕并予以審慎應對。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1
從“確保相互依賴”轉向“確保相互摧毀”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世界各國致力于塑造一個“確保相互依存”的世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便利讓國際社會獲得了發展與繁榮的機遇。作為國際秩序的“壓艙石”，日益緊密的經貿往來讓主要經濟體愈發因經濟利益而捆綁在一起。
然而，近年來部分大國“脫鉤斷鏈”的行為卻在切斷“確保相互依賴”的“連線”，動搖了國際秩序得以穩定的物理基礎。以“泛安全化”為特征的經濟政策頻頻出臺，象征著“確保相互依賴”不再是某些發達經濟體的主要邏輯。與之相對，它們轉而開始審視“確保相互摧毀”機制是否能夠發揮作用，進而確保國際安全局勢不要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但是，在不安全感錯覺的牽引下，大國的行為邏輯和后果可能會變得更加危險。
去年9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在與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的一場對話中指出，在這種充滿不安全感的氛圍中，“我們認為沖突升級始終是正確的方法，而這種心態在把我們引向核戰爭的方向”。隨著歐洲主要經濟體國防開支超出二戰后的常規限額，不少國際和平人士開始對此表示擔憂。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2
從“正和博弈”轉向“負和博弈”
實現“正和博弈”是治理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目標。所謂“正和博弈”，是指在經濟全球化的市場環境中實現分工專業化，使資本等各類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以低門檻、低成本迅速流動，從而實現全球整體收益的最大化。
當然，“正和博弈”驅動下的經濟全球化也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現象”，例如南北方國家的發展不對稱問題。但整體而言，以“正和博弈”為底層邏輯的經濟全球化的確帶來了世界整體福利的顯著提高，使各國獲得了經濟發展的機會窗口；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為世界各國實現“正和博弈”提供了必要的規則環境。
近年來，一種安全優先的“負和博弈”正在改變發展優先的“正和博弈”。貿易戰就是一種典型的“負和博弈”，沖突斗爭導致系統內總體收益為負。不過，此時的計算邏輯顯然已經不是“我獲得多少”，而是“只要對手的損失大于其收益”即可。對霸權國而言，以往的邏輯是“我能得到什么”，當下的邏輯是“能讓對手失去什么”。對于國際社會而言，如何能從根本上扭轉這一勢頭，讓主要大國思考“我們能共同創造什么”才是當務之急。
圖片來源：新華社
3
從“小國求平等”轉向“大國求對等”
二戰后，各類國際政治經濟組織逐漸建立起來，發展中國家意識到要參與各類國際事務，必須團結起來求平等。例如，1964年成立的七十七國集團就是以加強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為宗旨，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尋求盡可能平等的國際環境。發展中國家一再強調，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因此，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一直在呼吁增強制度性話語權。
近年來，作為既成國際秩序和治理體系的首創者和既得利益者，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卻頻頻叫囂“對等貿易”，尋求在經貿領域與其他國家享有“對等地位”。現行的國際秩序發端于二戰后，當時的美國通過開放本國市場向世界“購買和平”，通過“馬歇爾計劃”等政治經濟安排，在歐洲乃至世界印制美元、購買商品，通過出讓經貿利益，創造和平秩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秩序本身就不可能是對等的：大國創造秩序，提供公共產品，并借此“鎖定”其在等級體系中的既得利益。
然而，“特朗普1.0”時期的“大國求對等”及此后的類似做法卻在改變著這一秩序源起時的基本邏輯：霸權國家仍想繼續保留“特權”，但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履行義務方面卻要求“對等”——這不是真的“對等”，而是更加不對等。“大國求對等”的行為本身，就是在掩飾不對等的本質。
圖片來源：東方IC
4
從“大國共識下尋求確定性”轉向“大國博弈升級制造不確定性”
穩定的國際秩序能夠為世界和平、發展與繁榮創造必要的環境。確定性是穩定國際秩序的核心變量，全球治理是實現確定性的制度基礎。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大國的擔當。畢竟，大國行為往往具有巨大的溢出效應，可以對系統內其他國家或行為體帶來深遠影響。
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希望發達國家在考慮使用或退出量化寬松時，能夠就時機、步驟和幅度等問題上加強溝通和協調，從而在最大限度上減少負面溢出效應。然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并不關心其貨幣金融政策的負面溢出效應，而是單方面地使用這些政策工具來維護自身利益。
此外，確定性下降還來源于，出于權力護持的考慮，霸權國家肆意將多邊機制“武器化”，使其不斷喪失合法性和權威。這一切都讓我們看到，大國在拋棄確定性，創造不確定性，而這種轉變也是國際秩序不穩定的主要來源。
與部分發達經濟體不關心負面溢出效應、制造不確定性的行為不同，中國正在積極通過“一帶一路”等倡議傳遞正面溢出效應，制造確定性，不僅用日益活躍的經貿投資活動帶動伙伴國經濟發展，而且通過傳遞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經驗，與其他國家和人民共享可資借鑒的發展路徑。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5
從“生錢”的治理體系轉向“缺錢”的治理體系
現行的全球治理體系原本是一個能夠創造并提供公共產品的體系，而當下這一體系卻日漸面臨嚴重的公共產品赤字。作為現行體系的主要創設者，發達經濟體參與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
在聯合國、世貿組織和G20等全球治理多邊平臺，我們聽到許多關于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呼聲。也有諸多關于多邊開發銀行改革（鼓勵私人部門參與融資）和“全球稅”（向億萬富翁征稅）等新興議題的討論及成果產出，旨在為全球治理體系的有效運行與改革完善另辟蹊徑。然而，全球治理體系運行不暢、改革難以推行和公共產品赤字的真正癥結在于大國共識的缺失。全球治理可以向私人部門融資，擴大資源盤子，但只有從根本上解決大國共識缺失，才能從根本上破解全球治理的融資難題。
與以上五種變化相對，中國近年來相繼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積極為全球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為變亂交織的世界和日漸松動的國際秩序注入穩定性、確定性和建設性。中國呼吁世界主要大國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突破“零和思維”的局限，共同塑造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維護國際秩序的和平與發展、穩定與治理。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Out with the old"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劉夏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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