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長期以來，西方不僅在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格局中占據主導地位，還不斷試圖將自身的意識形態模式強加給世界其他地區，致使《聯合國憲章》中強調的平等原則難以真正實現。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淪為了維護西方霸權的工具，而其他文明對塑造世界秩序的貢獻則被忽視。一個更完善的國際制度框架應將非西方的哲學和文化體系融入其中，打造公平、包容的國際環境，促進全人類的共同進步。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作者：馬爾科斯·科爾德伊羅·皮雷斯
(Marcos Cordeiro Pires)
巴西圣保羅州立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今年6月26日是《聯合國憲章》誕生80周年紀念日。《聯合國憲章》在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了其基本原則，包括防止戰爭、維持各國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平等權利、維護正義、促進社會進步、改善民生等。這些原則精神是現行國際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礎。
自1945年以來，在聯合國體系下成立了許多多邊機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聯合國難民署等，它們在各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幸的是，現在我們正在目睹《聯合國憲章》原則在世界許多地方遭到踐踏，而踐踏它的，正是自詡為這一秩序的締造者和“頂梁柱”的某些大國。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復雜的國際環境中：不穩定因素叢生，地區戰火頻仍，核威脅陰云不散，主權國家屢遭侵犯，單邊主義愈演愈烈。國際秩序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壓力測試，挑戰與機遇并存。
西方大國聲稱，是它們創造并捍衛了國際規則，指導著國家間如何共存。在這種觀點的指引下，西方試圖將自己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模式強加給世界其他地區，仿佛它們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金科玉律。縱觀19世紀和20世紀歐洲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歷史，其中包含了大量以“教化”和“傳教”使命為名犯下的暴行。
除了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統治之外，西方國家還建立了龐大的理論和意識形態機構。特別是在國際關系領域，英美國家的聲音非常響亮，而來自“全球南方”國家的聲音則非常微弱，似乎非西方人民不能對國際政治的本質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世界各地的大學本科課程中，國際關系教材往往采納的都是西方觀點，這似乎是理所應當的，仿佛西方視角就是唯一真正合理的分析范式。
從提出“文明沖突論”的塞繆爾·亨廷頓，到鼓吹西方自由主義模式是“歷史的終結”的弗朗西斯·福山，再到大國沖突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之父格雷厄姆·艾利森，這些名聲大噪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家有一個共同的觀點，那就是全都認為國際秩序是一場“零和”博弈，維持一個國家的安全和福祉只能以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從本質上講，在現實主義邏輯的背后，是個人主義價值觀，認為人類的終極目標不過是理性地將個體利益最大化。基于這一觀點，現實主義政治學家用個人層面的經驗來推斷民族國家的行為，因而得出了“國強必霸”的結論。
西方還有一些其他的國際關系理論學派，比如自由主義，它主張將其定義的“民主”和“人權”概念的普世化，而這往往為世界各地的干預行動和政權更迭提供了借口。又如建構主義，主張將非政府組織、社會運動、工會、教會等非國家機構納入決策過程，看上去好像更為“進步”，但也往往淪為破壞穩定的工具，通過所謂“顏色革命”這一“混合戰爭”手段實施對外干預。
說到這里，不難看出以上三種誕生于英美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的本質，都是維持當前國際秩序現狀、維護美國霸權地位的工具。
在此背景下，美利堅大學印度裔教授安明傅 (Amitav Acharya) 的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美利堅大學教授：世界秩序不是西方“專利”）。他強調“全球南方”國家在塑造國際關系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不同文明、國家和人民之間關系的基礎不是霸權主義、西方至上主義、單邊主義、“零和”邏輯。
有鑒于此，我們在討論建立新的國際制度框架時，不妨將西方世界以外的理念和哲學思想納入考量。例如非洲的“烏班圖”思想認為，人類是一個更廣泛、更有意義的關系共同體的一部分。根據這一哲學，人們應當包容開放，相互支持，不因他人的優秀而感到威脅，通過團結協作實現更大成就，并理解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是進步的源泉。
再如，中國傳統儒家的倫理體系、道家陰陽相濟的辯證法則，以及古代印加文明中主張人與自然緊密相連的“帕查瑪瑪”思想，都應成為國際體系的指導理念。
總之，人類社會應該是一個百花齊放的“大花園”，而不是單一作物的“種植園”，每一個文明、文化、民族都是一朵美麗的花。在當前的危急關頭，人們有必要努力構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保證所有人都能實現80年前聯合國成立時所作的所有承諾。和平、安全與繁榮只可能是集體努力的結果。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Birth pangs of a new world order"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唐文若
編輯：張釗
實習生陳明靜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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