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70年前，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對于飽受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奴役的亞非國家來說，這些原則既反映了擺脫壓迫、實現自主的目標，也提供了具體策略。1955年，隨著東西方冷戰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亞非國家齊聚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共同探討基于這五項原則之上，作為獨立國家參與構建戰后新國際秩序的途徑。美國盡管未獲邀出席，卻仍在會議期間百般阻撓第三世界國家團結合作。

70年過去，這場解放與壓迫之間的斗爭究竟結果如何？70年前，懷著對新中國的恐懼和敵意，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采取對華遏制政策；如今，他們又擔憂中國等新興國家崛起，因此故伎重演，出臺了新的遏制政策。中國來之不易的民族獨立和經濟發展權利，在某些西方國家眼中竟成了“威脅”，必須打壓。

中日關系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框架下不斷演化的。盡管日本在二戰后推進民主化，并自詡熱愛和平，但在冷戰期間和冷戰后，一直試圖通過與美國結成的安保同盟來遏制中國崛起，架空其憲法，不斷擴充軍備。

按照西方國家的“邏輯”，發展中國家可以發展經濟，但發展程度絕不能超過發達國家，而且它們決不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但這種觀點剝奪了發展中國家追求繁榮和民族進步的權利，違背了現代西方自由和平等的基本原則。即使在多極世界中，仍有不少國家對那些偏離“西方標準”的國家持排斥態度。此外，西方世界將強國（前殖民國家）對弱國（前殖民地國家）持續的單方面敵對和攻擊視為一種“平衡”狀態。

在日本社會，雖然有些人主張和平主義和國際合作，但更多人普遍認為弱肉強食是難以避免的殘酷“現實”。否則，主張放棄戰爭和軍事力量的和平主義為什么會遭到破壞？強化軍事力量的步伐為什么仍在向前邁進？和平主義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反而被某些人視為一種軟弱的表現。大多數人認為，加強軍事力量是不得已之路，可見“和平憲法”并未成為民眾的思想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還擁有更崇高的內涵。它要求所有國家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和平共處，這是對此前列強將非西方國家排除在平等原則之外的強權政治提出了異議與和平倡議。不僅如此，它更強調在前殖民地國家的去殖民化過程中，反對強權政治，倡導尊重所有國家的平等權利，不論國家實力大小、社會制度如何。

一些讀者可能會誤以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僅僅是冷戰時期第三世界國家的一種應對策略。然而，深入研究其內涵和歷史背景，我們會發現，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在反抗西方侵略、反對殖民主義的歷史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因此可以說，是先有了五項原則，才有了團結一致的第三世界。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宗旨也包括同西方國家和平共處。實際上，在與西方國家的政治共存尚不能立即實現的時期，一些國家采取了漸進式民間外交策略，作為與西方國家建立政治共存的一種手段。例如，中日早在五六十年代前就曾開展過人道主義外交和民間經濟交流，包括遣返在華滯留日本人、簽訂《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也稱“LT備忘錄”）等，這些努力最終推動了中日關系正常化。

自1950年以來，中國一再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其他任何國家無權干涉。今天，中國仍在不斷強調這一點，這從側面說明侵犯主權、侵略和干涉內政的情況依然存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指出了二戰后國際社會存在的挑戰，而且提供了公平且具有普世意義的解決方案。

我們需要結合這一歷史背景理解近期日本政壇提出的“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如上所述，對中國而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一以貫之的長期政策，日本政府的“中國威脅論”純屬無稽之談。

盡管當前一些國家和勢力對中國懷有敵意，但中國仍在尋求與之共存的途徑，甚至同之前對立的國家擴大合作，這樣的外交政策的基礎正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已經有150多個國家積極參與到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中來——它們懷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共同揭開了一個新世界的面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