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健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湖南湘西時，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的發展理念。此后，精準扶貧戰略經過近三年的發展與豐富，已成為黨和國家當前發展戰略與國家治理的重要一環。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看，精準扶貧理念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環節；從理論層面來看，精準扶貧具有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維度的內蘊，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理論成果。
首先，精準扶貧政策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環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要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要求我們必須實現共同富裕，消除兩極分化。貧困問題、城鄉收入差距問題，一直都是共同富裕的對立面。“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句諺語，也折射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光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是一句空話，而粗放扶貧的低效率則是嚴重拖后共同富裕進程的絆腳石。因此，精準扶貧理念的提出，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戰略、大方向，具有深化施政過程，提高治理效率的巨大意義。
“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的體制發展方向，而精準扶貧理念則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具體施政方針。縱觀近代以來，包括西方發達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內，現代政治發展的歷程似乎在不斷昭示，行政體系在施政層面的形式主義，似乎是一種不可克服的天性缺陷。現代性批判，在政治發展層面也主要集中在對行政體系的形式主義與不作為的詬病之上。能否打破現代化歷程中形式主義這種“通病”的魔咒呢？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須面對的一道難題。西方學者眼中的“中國道路”，能否為人類21世紀的發展與進步提供一種嶄新的突破性借鑒，這也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應當給予世界的一份答卷。在扶貧方面，以往的扶貧過程中，出現過一定程度上的粗放扶貧的現象。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應當歸結到行政體系固有的形式主義弊端之上。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致力于不斷克服行政體系的固有弊端。而精準扶貧，作為粗放扶貧的對立面，正是對形式主義進行克服的具體改革環節。因此，從社會發展角度上講，精準扶貧是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是人類現代化事業的重要改革嘗試。
此外，精準扶貧還是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具體貫徹。粗放扶貧，暗含著不明確，不細致的缺陷。這種不明確，不細致，囫圇吞棗式的施政，正是腐敗問題滋生的溫床。施政過程中，如果出現腐敗問題，必將對依法治國這一重要治國方略造成嚴重破壞，同時也將對黨的形象，黨群關系，以及政府公信力造成巨大損害。所以，從這個角度看，精準扶貧方針則具有十分重要戰略高度意義。明確，細致，按規則，講步驟，把扶貧政策落實到實處，環環相扣，層層監督，讓施政透明，讓政績顯著，讓黨和國家的惠民政策真正能夠起到凝心聚力的效應，這不得不說，精準扶貧理念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又一開創性舉措。對于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精準扶貧理念是制度建設、組織建設，以及黨性鍛造三位一體的偉大舉措。
精準扶貧，作為一項立體的施政理念，其所具有的不單單是現實經驗層面的意義。優秀的實踐，總是切合著深層的理論邏輯。從理論層面來看，精準扶貧理念，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深刻意義。
精準扶貧首先是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體現。馬克思主義始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克服行政體系的形式主義弊端，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不可或缺的突破基石。能否把政策落實到實處，能否把改革成果惠及廣大人民群眾，不斷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邁進，是檢驗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試金石。這種求真務實，一切從實際出發，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精神，是精準扶貧方針的理論底色。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蘊含著人民生活切實改善的維度。因此，精準扶貧，是實際、實效、實惠，立體的實踐觀的再闡發，再深化。
精準扶貧政策，閃耀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光輝。辯證法強調用運動、聯系和發展的角度看問題。貧困不是永恒的，是可以通過人的主觀能動性來改善的。因地制宜，利用地區優勢，擺脫貧困，體現著發展的環節。精準扶貧強調，通過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通過易地搬遷安置一批，通過生態保護脫貧一批，通過教育扶貧脫貧一批，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這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聯系和對比中，突出地區優勢，正是辯證法的發展理念、主客觀相結合，以主觀能動性發覺客觀規律性的偉大嘗試。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從生產發展的角度來理解人，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底。共同富裕不是施舍。相反，共同富裕是在促發展的基礎上實現改革成果的普惠。精準扶貧，其瞄準地區優勢和產業建設的精神，是歷史唯物主義偉大人學的當代闡述。
偉大的中國夢，中華民族復興崛起的壯舉，是關乎每一個人的當代議題。落實好發展的全面性，是關乎中華民族在21世紀改革開放新局面，經濟發展新常態格局下，能否凝心聚力的關鍵所在。精準扶貧理念是讓貧困人口不疏離，讓落后地區不掉隊的偉大方針，是開創21世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核心政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偉大成果！（李健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