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指出，“從歷史上的佛教東傳、‘伊儒會通’，到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文明始終在兼收并蓄中歷久彌新。”

“伊儒會通”是文明互鑒的典范，也是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具體實踐，它增進了各民族群眾的文化認同。“伊儒會通”對文明互鑒有何意義？近日，“道中華”專訪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楊桂萍，就此進行了解讀。

記者：什么是“伊儒會通”？如何正確理解“伊儒會通”的概念？

楊桂萍：“伊儒會通”是指發生于明清之際延續至民國初期中國穆斯林先賢的文化自覺活動，他們整合伊斯蘭文化與中華文化的豐富資源，以漢語為母語、以儒學概念、術語和范疇構建中國伊斯蘭教思想體系，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多元通和”精神。

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過程，實際上是尋求與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文化認同的過程。明朝中后期，伊斯蘭教經堂教育迅速發展起來，努力將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進行對接，并取得很大成績。

在山東、江蘇及云南等地，王岱輿、劉智、馬注、馬德新等學者著書立說，他們用漢語介紹伊斯蘭教的教義、教規、禮俗、哲理，積極尋求伊斯蘭教與官方正統意識形態——儒家文化相通的部分，以便得到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的認可。他們一方面用儒家思想闡釋伊斯蘭教的信仰和功修；另一方面又把伊斯蘭教的信仰功修與儒家的綱常倫理相契合，從理論上闡明伊斯蘭教與儒家的相通之處。

▲王岱輿《正教真詮·真忠》。

記者：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為何能匯通？

楊桂萍：王岱輿、劉智、馬注、馬德新等先輩學者準確把握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在世界觀、人生觀及認識領域的差異與互補，主動促進兩種文化互鑒融通，并掀起了“以儒詮經”運動，援用儒家理學的核心概念漢譯伊斯蘭典籍。他們基本把握了儒家文化重視現實人生、重視人倫道德的主旨，積極認同儒家主流思想。他們所建構的本土伊斯蘭教的思想體系將“天道五功”與“人道五典”的倫理思想相結合，為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的溝通架起了橋梁。

值得一提的是伊斯蘭教著名學者馬德新（1794—1874年），他繼承先輩學者的思想，將對自身文化的反思及對儒家思想的總體認識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清楚地看到儒家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共性、互相認同的可能性，闡釋了天道與人道的關系。他說，“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各有所長，各有不可偏廢的一面，認為二者可相資為用。”

▲牛街禮拜寺清同治十三年抱廈匾：掌握天人。

記者：“天道”與“人道”有哪些共性，伊斯蘭文化和儒家文化又是如何就此實現交流和相通的？

楊桂萍：馬德新認為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在各有側重的同時，還充分肯定它們有相通之處。

儒家主流派不否定宗教，把發揮宗教的社會功能和情感功能作為圣人教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儒家典籍不諱言“天”的地位，統治者一直保留著宗教祭祀典制與活動，以發揮神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儒家在積極關注社會人生的同時，并不否定“天道”或“天命”。儒家所說的“天道”，多指人類價值的最高源頭。

在早期，“天神”源于初民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而成為至上神，被認為能夠主宰自然、人類以及社會的命運。“天命”常常被理解為天神、上帝的意志或命令。

夏、商、周三代以后，天、天命的神學色彩日益淡化，天命被理解為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孔子所說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子夏所說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以及孟子所說的“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均為“天命”之意。

《易傳·序卦》更進一步說明天道如何是人之價值源頭：“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措”。宋以后，理學家多以“天理”詮釋“天命”，天命即理，理即義，人之善性源于天理。”

顯然，儒家主流關注人道，神學色彩非常淡薄。孔子對鬼神存而不論，不談前世與死后之事，為儒家主流思想奠定了方向。儒家雖不熱衷于宗教，但主張適當保留宗教，而且把神道看成人道的繼續和組成部分。

▲孔廟。（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人倫的核心內容涉及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君臣等人與人的關系，但人倫關系的基礎源于天、天道。因此在儒家文化中，人道與天道不僅不是對立的，而且在根本上就是統一的。

馬德新等經學大師從語義學上解釋天道與人道，求得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相一致，進而在理念的鋪衍中以“同”作為重點，促進二者的交流。

記者：“伊儒會通”的歷史經驗對當今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鑒有何意義？

楊桂萍：中華文化素來具有很強的包容性，求同存異、兼容并蓄，中國宗教也有和諧共生的傳統。千百年來，儒家文化與伊斯蘭文化和諧與共，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典范。尊重多元、理解差異、和諧與共的寶貴經驗，對當代世界不同文明間平等對話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伊斯蘭教中國化進程中，堅持與儒家思想不斷交融并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伊斯蘭教。生活在中華大地、熱愛中華文化的中國穆斯林修建具有中國傳統建筑特色和裝飾風格的清真寺，創辦融私塾教育與寺院教育于一體的經堂教育。他們堅持伊斯蘭教義教理，同時“遵中國之禮、引孔孟之章，守性命之學”，用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解釋伊斯蘭的“念禮齋課朝”。

就宗教而言，西方制度化的宗教與中國非制度性的宗教存在差異，西方的宗教自由與中國的信仰自由亦有不同。用西方宗教概念或范式評判中國宗教，難免帶有西方意識形態色彩。歷史上，中國政教關系體現為政主教從，教權不凌駕于政權之上，宗教與主流價值觀保持一致，發揮社會教化功能。宗教界愛國守法，政府保護宗教界的合法權益。明清時期很多清真寺的萬歲牌，是宗教界愛國愛教的體現。

　　▲牛街禮拜寺圣旨碑拓片。

中國伊斯蘭教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穆斯林用東方智慧理解、詮釋、表達自己的信仰。東方智慧超越啟示與理性、存在與思維、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二元對立，強調包容、和融、和諧共存；強調天與人、自然與社會、東方與西方的互補關系；倡導中道、理性、寬容；鼓勵多元、合作、和平；反對分裂、對抗、暴力。這些思想和實踐都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鑒，對當今世界的交往交流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受訪者簡介：

楊桂萍，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教授，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理事、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國—阿拉伯友好協會理事、中國宗教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