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努力推動中國和世界間對話的人來說，穆迪的離去，是一個巨大的損失，”英國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院院長克里·布朗得知穆迪逝世感嘆道。“穆迪善于用英語把中國理念、中國道路清晰、準確地表達出來，幫助外國讀者更好地理解中國。”

“中國政府友誼獎”關于穆迪的另一句評語是：“‘聯(lián)接中外溝通世界’的推動者”。據不完全統(tǒng)計，穆迪采訪過150余位中國問題的世界頂尖學者，同其中很多人結下深厚的友誼。“整個世界范圍內，在中國問題上有發(fā)言權、話語權的專家學者，穆迪無一不曉。”穆迪30多年的摯友、中國日報資深外籍編輯拉維·善卡，稱穆迪是“中國問題專家”的專家。

穆迪的百萬字作品很多作為中國日報《中國觀察報》的特稿，隨美國《華盛頓郵報》、英國《每日電訊報》、法國《費加羅報》等世界主流媒體刊發(fā)。他的很多文章被全球媒體廣泛轉載。去年2月，他就新冠肺炎疫情獨家采訪諾貝爾獎得主、美國斯坦福大學結構生物學教授邁爾克·萊維特，萊維特的研究當時即表明，中國正在“贏得抗擊疫情之戰(zhàn)”。這篇報道被國際主流媒體轉引172頻次。英國《每日郵報》據此報道，“萊維特博士對中國日報說，他認為病毒擴散在中國已經‘達峰’”。

在另一位英國學者，劍橋大學前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的眼中，穆迪是一個對中國有著“深刻理解”的“中國故事”講述者。二人的相識差不多始于穆迪來華工作之初，雅克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從開始“不是非常了解”到后來“理解越來越深”，穆迪對中國的認識逐漸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

穆迪的很多作品還被世界著名學者在其著作和論文中轉引，其中包括德國波恩大學國際關系教授梅飛虎（Maximilian Mayer）在《重新思考絲綢之路：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新興的歐亞關系》一書中的引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政治經濟教授德博拉·布勞蒂加姆在《非洲將養(yǎng)活中國嗎？》一書中，直接采用了穆迪在非洲的現場采訪。

英國牛津大學全球史教授彼得·弗蘭科潘在他的暢銷書《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再版時使用了穆迪對他專訪時的評價作為推薦語。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當代中國研究學者拉納·米特的著作《中國與日本之戰(zhàn)：1937-45——為了生存的斗爭》也采用了穆迪的評析。

善卡說，“他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政策完全沒有偏見，并非常堅定地捍衛(wèi)這些政策。”穆迪的另一位摯友、英國出版人尼克·賈斯潘認為，穆迪起初也有過一些疑惑，中國的減貧成就是讓穆迪對中國看法發(fā)生根本轉變的“決定性因素”。

穆迪去世后，同事和朋友們在他北京的家里整理出177本關于中國的書。與穆迪共事多年的現任中國日報美國分社副總編輯蘇強說，為了讀懂中國，穆迪閱讀了習近平總書記的很多著述，總是第一時間學習最新講話，特別是深入研讀了《擺脫貧困》一書。

“穆迪對中國的認識過程告訴我們，一個有良知和理性的西方人士，只要能夠親身感知現實的中國，就能客觀地了解真實的中國，放棄可能的傲慢與偏見，形成對中國的正確認知”，王輝耀作了這樣的解讀。他“希望西方政界和知識界，像穆迪這樣的人會多起來”。雅克則意味深長地將穆迪“發(fā)現中國”的認識過程解釋為“反映整個時代變革的一種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