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隨著“一帶一路”境外經貿區建設的深入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在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中的引領示范作用愈加凸顯。

據商務部計算，至2018年9月，我國113個境外經貿協作區項目涵蓋46個國家。園區累計出資達366億美元，總產值超1000億美元，上繳東道國稅費超30億美元。初具規模園區77個，涉及36個國家；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園區項目53個；經商務部、財政部2016年確認考核的“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有20個，涉及13個國家。

中國境外經貿園區主要是在政府引領下，采取投資國企業主導（也有中國企業主導）進行合作開發。建設原則是“政府引導、企業決策、市場化運作”，以企業為主體，以商業運作為基礎，以互利共贏為目的。主導企業通過自建、與中國企業共同投資或與東道國企業合作等方式，按照中國國內工業園區建設標準和管理經驗，在東道國開辟土地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并根據當地情況將園區定位為工業園區、出口加工區、科技園區、境外資源開發合作園區或自由貿易區等形式，主導企業既經營實業，又負責園區日常管理。

不可否認，推進建設境外經貿區對踐行國家戰略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境外經貿合作區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排頭兵和國際合作的重要平臺，在密切戰略對接、推進政策溝通、深化項目合作、促進設施聯通、擴大產業投資、實現貿易暢通、加強金融合作、促進資金融通、增強民生投入以及深化民心相通等方面發揮著巨大的“潤滑”作用。但同時，據最新發布的《中國“一帶一路”境外經貿合作區助力可持續發展報告》顯示，12%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獲得了可觀的利潤，33%獲得了一定的利潤，大多數運營不到10年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尚未實現盈利。

就如何提升境外經貿園區的經營水平，對能否持續發揮境外經貿區對促進形成更加全面開放新格局的作用十分關鍵。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曾派出幾十支專家隊伍到世界各地幫助各國規劃經濟特區。在大量的實踐調研中，就如何提高企業在境外開發園區的成功率，實現園區從“獲取資源型”向“配置要素型”的轉變，形成了一套“123體系”工作法，筆者認為具有一定的普適性。

“1”是指制定一部“特區法”。如果沒有“特區法”保證，對外投資企業要慎之又慎，不要相信雙方簽訂的協議，因為東道國執政黨經常更迭，變化之后協議往往出現一系列廢止、調整，法律是唯一能夠保護企業利益的手段。但制定法律涉及到主權問題，需要國內專業人士介入，以顧問方式提出設立“經濟特區法”的相關建議；“2”是指兩個規劃，即必須明確所建經濟特區的“產業規劃”和“空間規劃”；“3”是指三個方案。第一個是商業模式方案，必須明確盈利模式到底是什么。很多企業之所以吃虧就在于，以為中國土地盈利模式是普天下皆準的方案，想當然地將中國的土地管理模式引入到非洲、亞洲其他地區甚至歐洲。第二個是融資方案不能斷，經濟特區、產業園區必須立足于全生命周期30年，如果只考慮三五年則一定以失敗而告終。第三個是必須制定好全生命周期的運營方案。比較知名的實踐案例有中埃·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飛雁模型”。“一頭”：園區+政府、政策；“一身”：園區開發商、運營商；“金融翼”：園區+金融機構、服務機構；“產業翼”：園區+產業聯盟、配套聯盟；“一尾”：園區+文化。

根本上講，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就是要做好戰略對接，抓實空間布局、抓好重大合作項目、抓大資金支持、抓緊政策支撐、抓強企業聯盟建設，提高政策溝通指數、設施聯通指數、貿易暢通指數、資金融通指數、民心相通指數，切實完善海外綜合支撐保障體系，發揮好境外經貿合作區對深化開放的引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