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81年，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學交換生的身份第一次從美國來到中國，此后近4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師、作家，同時也是喜馬拉雅共識機構創始人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國際研究員。他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國日報網每周四刊發一篇連載文章，講述龍安志眼中過去40年中國發生的巨變，從11月起，將每周于周二、周四各刊發一篇。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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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西藏 |
已經上午9點半了，但拉薩老城里那一條條粉刷過的土坯窄巷才剛剛蘇醒。這是因為拉薩雖然采用北京時間，可是按時區計算，拉薩的時間相對東部地區較晚，當地人習慣跟隨太陽的起落來安排生活。
海拔3600米的高度讓呼吸變得有些困難。昨天晚上才剛到，高原反應令我氣喘吁吁，好像眼前的一切都慢了下來。
我在一個賣西藏烤饃的小吃攤前停下來，準備買一個當早餐。“一個烤饃多少錢？”我問攤主。“五毛，”她笑著回答道。我從口袋里掏出五張一毛的紙幣，這時候三個孩子跑到我跟前，他們拉住我的袖子，伸出手掌向我討錢。
我把錢遞給攤主。她面帶微笑地彎下腰來，給了每一個乞討的孩子一張一毛錢的紙幣。“好了，走吧，”她對孩子們說，“別打擾這個外國人了。”
孩子們笑嘻嘻地跑開了。
出于職業本能，我迅速在腦子里理了一下剛才發生那一幕的經濟邏輯，不由得吃了一驚。她賣給我一個烤饃，售價五毛錢，但卻把3/5給了上前乞討的孩子們。她手里只剩下兩毛錢，一毛錢是烤饃的制作成本，另外一毛錢是她做這筆生意獲取的利潤，跟每一個孩子拿到的數額相當。
我思考了一下。在世界上大多數城市，本地人往往可以輕而易舉地“欺生”。但這位做生意的西藏婦女卻把錢給了乞討的孩子們，只讓自己在不虧本的情況下略有盈余。突然之間，我的經濟假設遭到了這種西藏式行事方式的挑戰。
一年前，我在拍攝第二部電影《香巴拉經文》的過程中采訪了許多喇嘛，希望他們能夠告訴我香巴拉在哪里，如何才能去往這個神秘王國。后來，我有幸同昂欽仁波切大師進行了一次私密會談。他是西藏密宗格魯派的一位大師，當時年事已高，身體已經很虛弱，也很少說話。他坐在一個凸起的平臺上，周圍是搖曳的燭光和繚繞的煙霧。帶著尋找香巴拉的疑惑，我問他如何才能找到香巴拉？
昂欽仁波切大師若有所思地點點頭，用一種很輕柔的聲音解釋道：“香巴拉是找不到的。你甚至都不能通過冥想到達香巴拉。只有通過富有同情心的行動，給予他人，我們才能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我們可以通過冥想想象未來，但唯有付諸行動才有用。只有通過每個人每天的行動，才能把這個想象變成現實，我們才能抵達香巴拉。沒有其他的路徑。”
于是，我停下了尋找的步伐。
在西藏拍攝紀錄片的三年間，我見過許多人，受他們的啟發，我決定開辦一個社會企業。我放棄了投資咨詢方面的工作，關閉了自己的其他公司。2005年，我搬到拉薩買下一座3層樓的老房子。
這座老房子位于拉薩老城中心的八廊街上，這是圍繞大昭寺修建的一條藏傳佛教徒的轉經要道。每天從早到晚，可以在這里看到來自西藏各地的佛教徒嚴格地按照順時針方向在這條路上行走轉經。在這里，我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個完全西藏式的社會里，生活節奏和傳統基本保持完好，就像幾百年前一樣。
每天清晨我都在窗外的誦經聲中醒來。信徒們三三兩兩地坐在路邊向行人化緣，每天看到我都會給他們一些零錢。“乞討”還是“化緣”，這取決于你如何看待這一行為，也代表著不同的經濟關系。信徒們在小巷里席地而坐，從路人手中接過善款，這樣的場景在八廊街隨處可見。他們拿到的往往是一點零錢，但他們需要這些錢生存下去。誦經聲從清晨持續到深夜。按照西方思維，可能會下意識地給這種行為貼上“乞討”的負面標簽。但這不是乞討。
誦經是一種服務。在西藏，這種服務從本質上來說與醫生或律師提供的服務并無不同。匆匆走過的路人為生活奔波忙碌，可能他們沒有時間或者忘記了每日誦經。他們捐出了善款，收獲了沿途的誦經聲。
在西藏人民看來，這些誦經聲可以通過傳播正能量來抵御負能量。宗教信仰已經根植于西藏人民的骨血之中，這一點我很理解。生活在青藏高原，面臨著惡劣的自然環境、極端的氣候變化，人們可能每天都需要面對生死攸關的難題。從實際意義上講，誦經可以提醒人們小心謹慎、周到行事，進而避免意外發生，這當然比事后去看醫生或求助律師更劃算。
(編譯：諶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