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國被視為“中高收入”國家。不過，只有進行結構性改革才能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一項報告表明中國已步入“中高收入國家”之列。雖然大多數觀察者承認中國轉型步伐十分驚人，但仍有許多人對日益嚴重的財富與收入分配失衡問題表示擔憂。其它人提到一些東亞國家成功實現了工業化，比如說日本和韓國，認為完善社會福利是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以上這些觀點并不相互矛盾。相反，它們有利于調整中國經濟結構，推進與之相關的新型城鎮化進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力爭未來10到15年時間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國家困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呢？
中國成為所謂的中高等收入國家已有幾年之久。社科院的這份報告以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分類標準為依據，該標準根據人均國民總收入來劃分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的劃分方法，國家可以分為四類：低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低于$1,025）；中低等收入國家（$1,026~$4,035）；中高等收入國家（$4,036~$12,475）;高收入國家（高于$12,476）。
在經濟改革初期，中國屬于低收入國家。2008年，在經過幾十年的投資和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后，中國步入中低等收入國家隊列。
社科院的統計數據表明當前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8016美元（約合人民幣52000元）。實際上，中國在2012年時左右已屬于中高等收入國家。因此，國人生活水平正逐漸接近土耳其、巴西和南歐國家人民的標準。但我們應對這些研究發現持保留態度，不可全信。
當今的發達國家早在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就完成了工業化，因此他們享受富裕生活已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然而，中國及其它新興國家剛剛步入繁榮階段，基礎遠比發達國家脆弱。
一個國家潛力巨大，但這并不意味著潛力一定會發揮出來。高盛（Goldman Sachs）的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早在21世紀初第一次使用了金磚國家(BRIC）的概念，他所暗示的似乎就是這個觀點。奧尼爾在促進新興經濟體發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一些分析師只關注抽象空洞的數據，忽視了實際情況。
如果這理論站得住腳，我們本應該看到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的經濟穩步增長，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新興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依靠多種產業優勢而得以發展。
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發生之前，那些金磚國家過度依賴豐富的自然資源，只要石油、天然氣和大宗商品價格持續大幅上漲，經濟就能保持高速增長。相反，當“大宗商品超級周期”（commodities super-cycle）結束時，也正是這些國家遭受重創。
讓人擔憂的是，即使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日益多元化，政策導向越來越正確，一些外部限制（如西方國家的制裁）嚴重損害了現代化所帶來的福利。
也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我十多年來一直認為事實會證明人們對金磚國家的希望過高了。在21世紀初，有人預測那些過度依賴資源和靠大宗商品來驅動經濟增長的國家未來形勢一片大好，這一觀點具有誤導性。
經濟發展的關鍵不僅在于工業化，更重要的是如何實現工業化。
有一次，我遇到傳奇投資人吉姆·羅杰斯（Jim Rogers）。當我們談論新興國家的未來發展時，他把一些金磚國家分析師稱作是“數字搗弄機”。這聽起來有些貶義，但羅格斯是個大宗商品專家。他最早是個歷史學家，因此深知脫離歷史和背景的數字都是空洞的。
就這一點而言，中國只要繼續推進區域結構調整，保證外部環境穩定，加深產業結構多元化程度，就能更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中國完全沒有走上這條道路，不然大部分新興國家就可以追隨中國的腳步了。要想成功，中國必須要進行結構性改革。
關于作者
丹·史坦巴克（Dan Steinbock），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SIIS）客座研究員，Difference Group項目的創立者。
注：本文根據其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和多極世界經濟”課題所寫。
（編譯：陳佳慧 編輯：齊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