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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亥俄州羅克布里奇市，一臺加油站的油泵上標注著燃油價格。 |
美國大選巡回演講上，各方都在“散播”恐懼，關于貿易的辯論及其對美國工人的影響均被兩大政黨所扭曲。右派對中國發起抨擊，左派則強力抵制跨太平洋伙伴(TPP)合作協議，共和黨和民主黨候選人都將對外貿易曲解為美利堅最大的經濟威脅。
2015年，美國與101個國家產生貿易逆差，用經濟學術語講，即產生了多邊貿易逆差。貿易逆差的產生決不是一兩個國家就能導致的，但美國的政治家卻始終將矛頭直指中國。中國在這一方面總是被當成替罪羊，雖然其與美國貿易往來確實最不平衡，但其他一百個國家與美國的逆差之和卻遠大于中國。總統候選人并沒有將全部情況告訴他們的選民，貿易逆差及其對中產階級工作者的巨大壓力實際上源于美國自身。追根溯源，產生如此巨額的多邊貿易逆差，是因為美國人沒有儲蓄。
2015年，美國的總儲蓄金額，包括家庭儲蓄，商業儲蓄，以及政府儲蓄，僅占該年第四季度國家總收入的2.6%，同比下降了0.6個百分點，不足20世紀后三十年平均值6.3%的一半。
任何基礎經濟學課程都強調在任何時候儲蓄都應和投資相等這項牢不可破的會計學定律。如果沒有儲蓄，就不可能進行投資。然而，美國現在面對的就是這種儲蓄不足的局面。事實上，前文提供的儲蓄數字是折舊計算后的“凈值”，也就說，這些數字衡量的是能夠投入到新生產中的儲蓄，而用來替換老舊生產工具的資金并不在列，但美國缺少的正是這種資金。
那么，這為什么和貿易辯論有關呢？為了保持經濟增長，美國必須從國外引進充足的儲蓄。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以及全球最主要的儲備貨幣發行者，美國總能吸引到外國資本以填補國內儲蓄缺口，至少目前為止都很順利。
不過，為了進口外國盈余儲蓄，美國必須承受巨大的國際收支逆差。美國儲蓄缺口體現在其經常項目赤字上，自1980年來，經常項目赤字平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6%。正是這個經常項目缺口造成美國與101個國家產生貿易逆差。既然從國外借了資金，那么美國就必須付出點什么以示回報。于是美國不得不提升其對海外產品的進口需求。
由于美國貿易問題政治化，在外貿中就出現了兩難的情況。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提出要向中國銷往美國的產品征收45%的關稅，這會切斷與中國的貿易往來，結果很可能會適得其反。如果不解決儲蓄問題，即使切斷了與中國的貿易，美國和中國的貿易逆差也只是重新分流到其他生產成本更高的國家手中。
筆者估計，在十大對美貿易產品供應國中，中國的勞動報酬水平遠不足其他國家的一半。如果實施了特朗普對中國的懲罰，那么這些國家將要填補中國留下的空缺，于是高成本的生產國將向美出口比中國要價更高的商品。如此一來，進口產品價格的上漲將轉化為高額的稅率壓在美國中產階級身上。尋找解決多邊問題的雙邊途徑的努力又將失敗。
同樣，其他政治家魯莽提出的財政政策也可能導致糟糕的局面。舉個例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提出了10年14.5萬億美元的巨額聯邦政府預算，這一計劃受到其所在的政黨內頭號經濟顧問的議論，認為這完全不是一個廉潔政府的作風。
政府預算赤字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美國儲蓄長期不足的一大原因。包括“桑德斯經濟”，政治家們提出的各種財政方案加大了政府赤字，抑制了美國國民儲蓄，進一步加劇了多邊貿易不平衡，從而加大了中產階級家庭的壓力。
從同樣的角度來看，像跨太平洋伙伴(TPP)合作協定這類的大型貿易協約，同樣與美國工人加大的壓力有重大關系。TPP實際上將貿易從未參與協定的國家手中分流到參與這項協定的國家手中，而中國又被TPP排除在外，因此，貿易份額將從像中國這樣的低成本國家，被分流到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高成本簽約國手中，那么按照前文所述邏輯，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將因此被征收更高稅費。
簡而言之，貿易打擊成為了兩黨政治家對選民空頭承諾的擋箭牌。儲蓄是經濟增長的種子，通過投資民眾、投資基礎設施、投資技術和制造業的新生產力，儲蓄將是提升美國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幾十年來，財政赤字一直伴隨著美國政府，政府同時又鼓勵居民消費，不進行儲蓄，迫使美國長久以來依賴國外儲蓄。如此一來，美國競爭力開始下降，工人失業，薪資縮水，這都是貿易逆差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問題。
美國的101處貿易赤字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其更深層弊病的表征。美國經濟這幾十年以來已經越走越偏，儲蓄只是其中一條道路，它支撐著中產階級，保其穩定，保其繁榮。沒有了儲蓄，美國夢很可能會變成噩夢。時下總統競選中的貿易辯論正加大這個危險。
關于作者：
史蒂芬· 羅奇（ Stephen S. Roach），耶魯大學杰克遜全球事務學院高級研究員，摩根斯坦利亞洲前主席，著有《失衡：中美的相互依賴》。
（編譯：趙怡然 編輯：齊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