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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靠近塞爾維亞Berkasovo村落的克羅地亞邊界附近，一位流浪兒童邊等邊吃蘋果。圖片來源：路透社 |
據聯合國難民署（the United Nations Refugee Agency）統計，至2014年底，全球難民數量超過1950萬，其中大部分來自中東國家，而在所有中東難民中，至少有890萬人逃離飽受戰爭摧殘的家園。
截至2015年10月，在敘利亞的國家鄰國，如土耳其、黎巴嫩和伊朗，約有410萬敘利亞人登記為難民，得到臨時保護。這三國分別接收了至少160萬、110萬和98萬敘利亞難民。相比之下，只有50萬——數量還在增加——中東難民進入歐盟，但經受到許多歐盟國家的阻撓。
目前，除了保證難民兒童的教育，用以解決難民的住宿及就業問題還需要數量巨大的資金。大量各類中東難民的涌入使準備接收的國家之間產生了極大的政治分歧，同時也產生了在的安全和民族交往方面存在潛在風險。
在難民接收國、輸出國以及轉運國之間的關系同樣面臨巨大挑戰，原因是這些國家并未在應對難民危機問題上達成一致。自從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決定接收更多難民，她在德國的支持率便持續下降。
誠然，一些處于轉型期的中東國家面臨很多國內問題，如不同階層、部落及種族間的沖突。但是，包括美國和歐洲國家等西方勢力的軍事干預，無疑是雪上加霜，迫使難民離開家園。
考慮到能源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新興經濟體今后的國力競爭中——石油資源豐富的中東國家的確占有優勢，因為它們很容易建立聯盟，通過控制石油供應和價格，共同對抗敵人。這正是西方國家一直干預中東事務的原因。
一方面，西方國家主要通過手機和互聯網，煽動“阿拉伯之春”運動，以促進阿拉伯國家所謂的“民主進程”；另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發動的軍事行動不止一次地推翻“不聽話的政權”，比如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政權和敘利亞的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 Gadhafi）政權。
這些錯誤行為最終引發了近來的難民危機，這是很多歐洲人沒有料想到的。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后不久，歐盟就開始讓中東轉變，比如，歐盟在1995年發起“巴塞羅納進程 ”( Barcelona Process )，在2008年舉行的地中海峰會上建立了“地中海聯盟”（Mediterranean Union）。
與之類似，美國熱衷通過軍事力量推翻地區民主主義政權，在阿拉伯國家推動“阿拉伯之春”進程。2004年，美國散布“大中東”（Greater Middle East）概念，其中，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占有重要地位。
為了逼迫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合法政權下臺，美國政府向敘利亞反對派勢力提供資金和武器支持，包括2014年投入的五億美元訓練資金。不幸的是，推翻敘利亞政府不但引起該國持續不斷的國內戰爭，還將當地民眾推向嗜血狂魔伊斯蘭國組織（the Islamic State）手里。
正如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經濟學家，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指出的那樣，歐洲移民危機是發展不均的結果，只有各國的政治分歧和阻礙能在短時期內解決，才有可能緩和移民危機。
除非使身陷戰亂的國家不再有戰爭和貧窮，否則難民危機將一直困擾各方勢力。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需要和平和穩定，以重建經濟，使國民相信不再需要四處尋找避難所。話雖如此，在區域形勢尚未失控之前，主要西方國家必須停止干涉中東事務。
關于作者
王京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東研究室主任、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下設智庫理事會成員。
